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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间新闻为何受灾接受不了国际援助其实还有重要的法律问题

  联合国大会第46/182号决议规定,“人道主义援助应该经得受灾国的同意,原则上应该是基于受灾国的请求”。这就意味着国际医疗援助发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是在受灾国请求的前提之下。

  然而,实践中,各国在启动接受国际医疗援助时,经常会因考虑援助是否会导致侵犯国家主权的后果而出现法律或政策上的模糊性,只有当本国发生的重大灾难、武装冲突所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已超出其承受能力时,才会选择请求或接受国际援助。

  即便如此,这种“请求”和“同意”声音的发出往往还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如:南非国内法规定,省级部长和当地政府可以采取法律步骤便利国内和国际的援助,但是仅仅是在国家宣布处于灾难状态后。这就导致一国政府在作出这种选择时会考虑有可能带来的法律或政治后果而保持一个谨慎态度。

  对策建议:在援助程序发起阶段,各国政府应审查本国涉及国际医疗援助的法律和政策是否有清晰的启动程序,各级政府间是否建立了清晰的评估信息分享机制,必要时可邀请联合国或国际人道主义组织联合作出国际医疗援助需求评估;国际组织应及时审查灾难或突发事件下的相关法律制度是否造成国际援助请求的不必要迟延,如果在正式请求迟延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可考虑先行作出“欢迎国际援助”的声明;对于非政府组织的援助,受援国不需考虑太多的主权等政治、情感问题,加快非政府组织援助的启动速度,就是对人权的尊重,当然也不排除非政府组织援助中会参杂政治或宗教上的动机,对此,政府可在签证和海关程序上作出相应法律规定,构建一套登记注册与监管的执行制度。

  联合国机构和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国际医疗援助中的法律地位没有障碍,其成员国法律地位由相关特权和豁免条约所规定;国际联合会则通过其与各国所签署的地位协定来承认其在协议当事国的法律地位;由于并非所有国家都与国际联合会之间有这样的地位协定,这就导致像非政府组织这类国际医疗援助主体的法律地位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对于NGOs法律地位的法律规范性文件仅有《承认非政府间组织法律人格欧洲公约》(1986)。

  目前,NGOs在受援国要获得法律人格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与各国政府签署特别协议或备忘录;与各国已具备法律人格的组织建立业务联系,通过其组织框架参与救援;根据受援国法律直接登记为国内法人。

  然而,在国际灾难发生的大背景下,这些方式费时且复杂,加之无特别法规制,实践中不具有操作性。如,海啸发生后的泰国,放弃登记注册的外国NGOs参与援助,却被告之当心“要求离境”,从而影响援助行动的开展。国际医疗援助主体由于法律人格的缺失,

  导致援助行动遭遇诸多法律尴尬,如雇佣当地人、租房签约、开设银行账户、征税、安全保险等。令人遗憾的是,现有国际医疗援助应急法律文件对此没有直接规定。

  对策建议:鉴于国际医疗援助行动时效性强的特点,援助行动一旦启动,各国政府应尽快制定或修改完善赋予援助国或人道主义组织临时法律地位的法律,便于其在受援国开展援助工作能够及时、合法地签订合同、雇佣当地人、租房、开设银行账户。在征税问题上,应给予国际援助主体优惠的税收待遇,包括免除与援助行动相关的援助人员日间新闻、医疗设备、物资与服务等增值税和所得税。在境内运输问题上,应确保国际援助提供者拥有援助所需的移动

  自由,排除不必要的通行限制,免除援助运输中的相关费用。在安全和保险问题上,确保援助组织和人员、物资与设备的安全,并使其能在受援国投保到相关种类的保险,以便发生意外后能够获得相应保险金。对于本国政府派出的援助人员,援助国政府应尽可能为其援助人员、物资与设备提供相关的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

  为使国际医疗援助行动能得以有效、规范开展,国际上通常是由援助团体的派遣国政府或地区和受援国政府或地区,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授权监督或双边谈判,以签订“援助组织地位协定”的方式来加以规范。所谓援助组织地位协定,是经受援国同意,在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订立的、调整在其境内执行任务的援助组织法律地位及行为规范的国际条约。从法理上讲,签订了地位协定,就意味着援助组织在受援国或地区享有规范了的特殊权力,同

  时也承担该国政府赋予援助组织相应的法定义务。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践中常有受援国政府从自身政治利益出发,在地位协定中明确规定与其政治宗旨相违背的其他组织成员不在援助之列,从而导致援助组织和人员在实施医疗援助时,面对需要立即诊治的急重伤病员需先判明是否属于地位协定明令禁止之列,这就导致地位协定条款与患者平等医疗权的冲突,使医疗援助人员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对策建议:国际人道援助的出发点是对基本人权予以保护,国际医疗援助直接面对的是个体或群体所出现的人,无论其是否具有公民、民族的法律身份,在人权原则的视角下,这些人是超脱国家治理范围的。

  因此,国际医疗援助行动中,不论是何种性质的国际医疗援助主体,应服从《日内瓦公约》及附加议定书和《海牙公约》等国际战争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中关于医疗机构及人员的相关条款,无论是医疗设施与服务均应为所有成员获得,只要是临床需要和医疗条件允许,就应一视同仁地为所有人员提供医疗保障服务。遵循国际人道主义,树立人本理念至上,重视人权保护和人道主义,联合国人权组织也会随时监督执行情况。当然,实践中究竟提供多大程度的医疗服务是既人道又合法值得进一步研究。

  知情同意作为病人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医疗实践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临床中,医务人员在做出一项治疗措施决定前,需耐心细致地向病患或其家属提供双方做决定时需要的足够信息,向其说明所选择治疗方案的利弊,使其在真正知情的基础上选择对病人最有利的治疗方案。它体现了对病人治疗中自主权利的尊重,保护了患者在其身上做什么的合法权利。

  然而在国际医疗援助中,受援国或地区往往条件艰苦、环境危险,病患疾病的随机性高,创伤损害程度深,家属亲人陪同少,救治时间紧急,加之医务人员超负荷地工作等因素,对知情同意权的实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众多的伤病员,在时间就是生命的紧急状态下,在一方根本不具备“知情”后“同意”的条件下,究竟是一味遵照“知情同意权”告知病患获得其“同意”后再实施治疗,还是打破常规,根据现实特殊情况坚决果断、务实高效地实施紧急救治,医疗援助者往往面临矛盾的抉择。

  对策建议:无论从各国国内法的规定,还是从尊重人权的角度着眼,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利要充分予以保护。但需要注意的是,此种保护并非毫无限制。因为,权利的绝对化将意味着权利的丧失。我国《侵权责任法》就明文规定了医务人员具有“紧急救治的权利”。这种权利表面看似是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侵害,但实际上是对患者生命的真正关怀和保护。

  当然,在我国,“紧急救治权”仅限于患者的生命受到紧迫危险时,即“生命垂危”时方可适用。

  然而,国际医疗援助行为所面对的环境和病患,可以说都是处于十分紧急的状态下,因此,在实施国际医疗援助行为时,当知情同意权与紧急救治权发生碰撞时,正确的选择应该也只能是本着生命第一的原则日间新闻,以简洁、高效和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去实施抢救工作,尽可能多地抢救生命,减少伤残,而毋需任何的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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